[41]同前注[36]，毕玉谦文。

进入 高全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虚拟世界 人工智能 。因此，人是法律的主体，或被法律赋予一种人格，人因为法律人格而成为法律世界的主体或自主性载体。

如此的虚拟世界实际上就对人类社会习以为常的各种价值，包括法律化的诸价值——自由、正义、平等、效益、权利等，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五、自适与极化：虚拟世界的法律化特征 信息中介的大量运用，使人的认知从反映论的认识论发展到虚拟论的境地，人类实践也从现实性必然关系领域进入到可能性的创造关系领域，它也带来法律认知的虚拟转变，使法律思维不得不回归虚拟特质。互联网的关键是规则层，指的是协调管理整个系统运行的规则，也就是法学意义上的法律，不过，这个规则层的法律，其语言不是现实社会中的传统语言，而是代码与编程，通过这些代码编程以及各种算法，计算机的网络世界或虚拟世界才被塑造出来，故劳伦斯·莱斯格把代码称之为塑造网络空间的法律。关于规则层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谁是网络世界的立法者，这个问题对于计算机网络世界是非常重要的，对此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图灵测试虽然没有直接回答机器具有人类智能之类的本体论心智问题，却事实上论证了人工智能的存在合理性，并且给出了一条模仿计算的算法模式以及深度演变的图景。

温和怀疑主义的方法论，未必导致彻底的悲观主义，可以这样说，未来的一切都处于巨大的不确定之中，人类对此应该有所警觉。但何为自适呢？描述语义学也有过经验性的定义，即逍遥自得，但如果将其纳入法律化视野，则意味着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各主体单元的自主性活动。在互联网由信息数码所构成的世界，显然不再是传统法律运行的现实世界，现实法律的很多内容不仅不适宜移植到这个网络世界，反而网络世界的内容以及（游戏）规则和法律化机制会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和作用于现实社会的法律系统，并要求现实法律与之协调和匹配。

这确实是在进行一场卓绝的斗争。（一）人工智能的法律化命题 在人类的古典时代科技的发明服务于农业文明，机器作为人造的工具服务于人，这是无可争议的。他们有着自己的自生系统，有着不同于人类的理性感知能力，这些能力甚至可能高于人的相关能力，比人更为卓越。无论如何，一种去法律人格主体的新法律化成为虚拟世界的基本法则，但这个法律化的成立显然还需要其他前提，那就是其存在系于一个非线性的时空结构，一个不同于牛顿时空的更多维时空的世界图景。

难以计算的无限的代码或信息符号以非线性的方式，在一个叠加的多密度的虚拟世界中运行，人类的绝对性彻底消失了，这是一个去中心的或多中心的区块链的世界格局。但这个法律化玄机迥然不同于既有的法律化机制，其最主要的两个支点就是多元主体的自适与极化。

所以，肇始时期的互联网规则是自由放任的，任何人都可以是代码编程的设置者，拥有了一台计算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入并漫游于这个虚拟世界。这样一个多中心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法律算法，就是虚拟世界的基本生成图景，也是我们理解虚拟世界法律化的一个基本构成特征，它们与以人类为主体的尤其是以个人权利为主体的法律赋权以及抽象拟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两个层次并不是独自展开的，而是在多个学科群中自发地各自推进并逐渐交汇在一起，引发了多次耦合性的强烈共振，把问题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对此，西方的经典作品例如《圣经》就有过类似的隐喻：上帝造人，人却僭越上帝。

尽管图灵测试的意图仅仅是从比较、观察、类比、模仿的角度论证了机器具有人类智能（理性计算与自由意志等能力）的可能性，但是由于他把这些论证与此前他设计制作的图灵机和其他科学家诸如冯诺依曼制造的智能机器的计算功能结合起来，论证了智能机器模仿人类心智的算法模式，这就为新兴的人工智能学科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没有《圣经》文本，何来教义学，人类法律不过是慢慢生长出来的一些行为规范，随着人类社会的扩展，这些法律也随之扩展。其所达成的自适不是人类的自由，而是万事万物的自由，这个自由基于每个能量单元之代码的算法，呈现为一种万千世界的本真自由。诚如马斯克在推特上的发言：人工智能对人类文明的存在构成了根本性的风险，这与汽车事故、飞机相撞、药物错配、食品安全的影响方式不同———后者只会对社会造成局部的损害，但人工智能有可能对整个社会造成威胁。

当然，依照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论，休谟也不会把这些法律规则看得过于神圣，他反对自然权利说，认为即便这三个基本的法律规则也不过是相对的，是人类在历史进程中逐渐生成出来的，受制于人类生存的各种约束条件，是人类自身与各种约束条件的博弈之结果，包括人自身的理性与情感的博弈之结果。虚拟世界的到来应该是20世纪现代科学进入新阶段的产物，据人工智能史的研究来看，虚拟世界的产生是随着PC与AI两项技术的研发，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万维网的创生而开始真正地浮现于世。

人工智能使互联网时代的问题和麻烦更加严重。从数学和逻辑角度分析，人工神经网络模型中最基本的单层感知器在能力上有根本的局限性，而且在多层感知器中也是不可能被全部克服的。

显然，过去那种人格权主导而其他皆为工具的人类中心主义，在这样一个世界结构中逐渐消退了，这个世界的法则很可能是万事万物皆为中心，或者说，万事万物既以自己为中心而又彼此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互不为中心，这就是一种区块链的分布式架构的存在方式，也是虚拟世界的法则。随后，延续着这个思路，图灵又发表了《机器智能，一种异端理论》等文章，指出在有些情况下人造机器能够被描述为具有自由意志。应该指出，上述四点构成了传统法理学的前提，但它们均受到虚拟世界的强有力挑战。这无疑是一个尖锐的法理学乃至伦理学问题，甚至也是人类文明的核心问题。它已经带来了法律思维方式的变革，即法律虚拟（legal virtuality）的出现。也就是说，人类要从认知能力以及方式上重新赋予法律一种新的功能，一切法律都是来自人类的认知结构，而不是来自政府立法，后者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法律来自人类对于行为方式的认知模式。

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因为智能人的代码以及算法与编程，人类尚未了解和理解，它们的结构和运行方式，超出人的理解力之外。问题在于这种网络世界的法律化移植究竟能够走多远呢？显然是非常有限的，因为网络世界不是传统现实世界的某个领域的扩展，而是一种完全新型的数字信息转播，这就与计算机网络的内容层有关。

虽然意识到人类中心主义原则的局限性，但又不得不承认这个原则是必要的，人类不可能有意识地为自己制造一个敌手，而是要尽可能地使一切人造物（包括智能人）服务于人类的福祉。当今世界对于虚拟世界的质疑主要是来自科技哲学和伦理学，它们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和虚拟世界的心-物关系以及伦理责任问题。

当然，虚拟世界的法律化并非古典宗教与哲学的简单翻版，而是在经历了一个人本主义的历史阶段以及由其创造出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法律与科技成果的转型之后所出现的新情况，其法律化的规则体系无疑要吸纳既有法律制度的法则与价值之积淀，由此开出一个开放的、自由扩展的多中心或无中心的区块链的网络新世界。因此有必要探究这个虚拟世界的本质。

Poseph Engelberger和Devol于1959年建造了第一台工业机器人。在这个虚拟世界中，一些非人的但在智能和情志等各方面都高于人类的主体在活动着，他们活动的规则以及实现其各种意图的方式，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这些都非人类所能猜想，至少并非按照过往的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维所能刻画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它与我们现时代的社会生活有关，因为虚拟世界不但是人创造出来的，而且很可能又是反制于人的世界，或者说，它不仅仅是一个被动地受制于人的工具，而且还是与人对峙的另外一个人（人造人）之世界，甚至在智力（将来可能到情感）方面超越于我们人的世界。在虚拟的网络时空之中，任何一个单元都可以构成自我中心化的聚焦，并且相互制衡、相互超越，区块链的信息联系方式成为常态，并由此彻底解构了任何意义上的中心主义，尤其是传统哲学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

也就是说，人类中心坍台了，人类至上性消失了，但世界依然在运行，虚拟世界并没有因为现实世界的逻辑失效而虚无殆尽，恰恰相反，虚拟世界正是在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过程中，成功地创生了一种新的机制模式，成就出迥异于现实世界的另一种真实世界，这个世界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人类中心主义或任何中心主义的丧失。一方面，人类要调整传统法律的运行机制，从立法、行政到司法，在认知层面重新树立一套与时俱进的法律观，赋予代码、算法、数据、信息等在法律中的核心重要地位，进而适应虚拟世界对于既往法律机制的挑战。

过往的法律价值以及一系列制度设计都是基于人的尺度，价值是以人的利益偏好为坐标而设定出来，人格赋权、公民资格、自由、权利、公正、平等，都是在这样的人性基点上获得安顿和平衡的。虚拟世界具有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本 性，自创生自己的法律以及规则，它们有自己的代码或算法，正在形成另外一套与人的法律完全不同的规则体系，并且反过来影响甚至规制人的行为，制约和废除人的法律。

（二）虚拟世界的法律化命题 虚拟世界首先来自20世纪初叶发生的信息革命以及互联网运动，这个问题要从PC技术的研发开始。从法律的视角来看，虚拟世界的法律不是外部强加的规制，而是自我生成的规范，它们是在一个复杂的多维时空中的算法，算法就是虚拟世界的法律化显示。

人工智能尽管可以有理性计算能力以及情感模仿能力，但不可能达到人的高妙与精致水准，模仿的情感本质上迥异于人的真实情感。如果我们以休谟的法学方法来审视当今的虚拟世界之法律化问题，则有助于我们理解那种基于智能机器人主体的法律观，即不能以人的尺度和眼界来看待这些事物，而是要尽可能以他者的视角来看待他们，即承认他们是一个能够自创生行为规则的主体，是独立自适的主体。故此，休谟总结了三个基本的人类法律规则，视为法律的元规则———私人财产不可侵犯，自由交易，承诺的履行。不过，仅有科技哲学和伦理学是远远不够的，在现实社会真正具有约束力的还是法律制度，即通过一套正义的法律原则和规则，规范人类现实世界的秩序，尤其是财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秩序以及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秩序，这个底线的法律规则被亚当·斯密称为人类社会大厦的拱顶石。

对此，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们还没有产生明确的意识。法律化问题则有所不同，它并不直接追溯终极价值问题，而是从虚拟世界的内在机制方面，审视其结构、功能、运行，以及其中的诸如智人主体、算法规则、代码、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时空矩阵、信息黑洞、决策困境等一系列关键点，试图梳理其可能遭遇的法律化问题是什么，并对勘现实世界的法律化，以获得对于这个虚拟世界的某种可资借鉴的认知。

如果充满着算法的理性安排，又何以安放人类对自由的追求？社会科学关注的恰恰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所产生出来的，超越个体的简单加总所形成的具有独立存在意义的通感。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即日常生活世界、公共生活世界、组织生活世界以及虚拟生活世界。

与此同时，相关的法律化问题也就应运而生，即如何理解迥异于传统法律的人工智能以及虚拟世界，究竟是站在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基点上予以规制还是多元共生地予以调适，甚至更改传统法理学的逻辑而与之协调。上述的法律化进程，尽管区分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并且调整了现实的法律机制以适应虚拟世界的新挑战，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还不是真正的基于虚拟世界自身运行机制的法律化问题，依然还是人类主导法律的人际世界，只不过这个世界扩展到人造的虚拟世界或虚拟时空之中。